根据武汉有关部门的规定，常青花园目前的物业管理公司需将物业管理权移交给业主委员会。与此同时，常青花园的业主也有收回物业权的强烈意愿，部分业主希望自行管理小区。
　　物业权移交后，不管是常青花园业主自行管理，还是委托管理，均是于法有据。不管何种选择，都展示了当前小区业主越来越高、越来越明晰的权利意识，而并非仅是不满目前物业管理的情绪宣泄和短期冲动。同时，这种高扬的权利意识，已经转化成现实中不屈不挠的行动，比如常青花园部分业主挨家挨户的宣传、动员，付出了巨大的现实努力，这是常青花园事件中最令人欣喜的地方。
　　在如今信息发达、诸多权利开放的时代，权利意识的觉醒或表达，已经不是一个问题，至少不是首要的问题。目前，最紧要的则是我们权利实践的能力。本次常青花园事件亦是如此，它将何去何从，是否能善始善终，都考验着该小区业主的权利实践能力。
　　若常青花园业主委员会自行管理物业权，正如一些专家所言，它面临着自行管理的专业技能问题，比如小区安全事件的防范与处置，公用设施的管理与维修等等。当然，这类技术层面的问题，总可以或早或迟得到解决。而最值得考虑的问题是，业主委员会如何协调和平衡小区内广大业主分散的利益需求，并提升小区自行管理的效率。
　　我们可以说，业主们的利益诉求在宏观上是趋同的，都想获得一个良好的安居环境，得到优质的社区服务。但是，在微观上，利益诉求和实现方式，又必然会体现出不同阶层、不同职业、不同家庭构成的个体差异，此外，在时间分配、得失计算上，也未必总能有交集和共识。若缺乏一套关于业主微观利益的协商、平衡和调校的有效机制，就不仅会影响到自行管理的效率和水平，更可能埋下内部失和、互不买账的隐患，存在什么事也做不了、什么方案也通不过的风险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目前部分常青花园业主对现有业委会表达了不信任，预备通过今年6月的改选机会，成立一个能得到广大业主拥护的业委会。然而，新成立的业委会如何赢得业主的拥护与支持，树立某种道德的权威，比如信任，从而避免反复震荡、陷入“不信任—重组—不信任”的恶性循环，就很值得深思。还必须指出的是，自行管理的小区近似于一种“熟人社会”，在中国特有的社群文化氛围里，感情层面的远近疏密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可能比规则、程序更为重要。如何妥善应对，将考验常青花园业主及业主组织的自我服务、自我管理的实践能力。
　　应该说，业主自行管理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，并不会比委托管理要少、要容易，但这也不意味着自行管理不具可操作性或应该“因噎废食”。我们期待和关注任何权利实践层面的努力，实践总会有成败得失，但这是后话。不管本次常青花园业主们的权利实践的结果如何，它的意义都不仅仅在于小区本身的命运，更能为其他小区的权利实践提供有益的启发和照鉴。